热血青年

李公朴（1902年11月26日－1946年7月12日），武进湖塘东村人，谱名永祥，号仆如，少时自名公朴。李公朴幼年父母早丧，家境贫寒，由三兄李公愚抚养。13岁随兄长到镇江合兴盛京广洋货店当学徒。虽工作繁重，生活艰苦，但仍勤学苦读。受到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，在青少年时期就有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、“国之不存，何以家为”的思想和抱负。

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，李公朴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激励，结识爱国青年，组织爱国团体，参加红五月的抵制日货运动。因揭发店主及一些奸商贩卖日货而被老板解雇。受此打击，他并不气馁，反而更加奋发向上。在兄长资助下，进入中学读书，后又升入上海沪江大学。1925年，经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介绍，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。五卅运动时，他担任上海学联工人科科长，参加并带领学生罢课游行。1926年7月，国民革命军开始大举北伐。李公朴毅然弃文从军，参加了北伐军。但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使他理想破灭，他气愤地说：“‘国民革命’失败了，北伐变成了自戕。”于是，他愤然离开了国民党军队。

文化救国

1928年，李公朴考入美国俄勒冈州里德学院。他用勤工俭学的办法，读完大学的全部课程。在美留学期间，被邹韬奋聘为其主办的《生活》周刊特约撰述，为周刊撰写数十篇通讯。通讯中，除抒发怀念祖国的情感，还根据国外观察所及，对国民政府一些腐败状况作了深刻揭露。留学期间，他对美国及世界各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考察研究，认为学校“是改善社会环境的策源地”。

1930年，李公朴留学归国。此时，国难当头，满腔热血的李公朴积极投身各种民族救亡活动。他与邹韬奋等筹办了《生活日报》，在史量才支持下创办了《申报》流通图书馆、《申报》业余补习学校和妇女补习学校等。他要求大家能“读活书、活读书”，把“做人与读书，做事与读书，求进步与读书”结合起来。

1934年，李公朴和艾思奇一起创办《读书生活》，发表了大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、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文章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，并传播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，对引导大量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巨大作用。

君子之狱

随着华北局势日趋紧张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1935年12月爆发的一二·九学生爱国运动震动了全国。受此影响，上海各界纷纷成立救国会。1936年5月31日，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在上海成立，李公朴担任常务委员。

救国会的主要任务是“促成全国力量合作抗敌”，提出“立刻停止军事冲突”，“立刻释放政治犯”，“立刻进行谈判，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”。他们的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不谋而合。

1936年7月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，救国会派代表到南京请愿，并联名发表《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》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“剿共”、释放政治犯。救国会还先后致电张学良、傅作义、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，要求共同抗日。9月18日，救国会举办游行集会，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，抵制日货。10月19日，鲁迅逝世，经宋庆龄提议，由救国会筹办丧事。鲁迅的葬礼变成了大规模示威游行，六七千人参加送葬，蔡元培、宋庆龄也都参加了。11月12日，救国会举行孙中山诞辰纪念大会，表示要继承孙中山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，加紧民族解放斗争，挽救民族危机。

救国会的行为触动了国民党的底线。1936年11月23日，南京国民政府以“危害民国” 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李公朴、史良（常州人，当代法学家、政治家、女权运动先驱）、王造时、沙千里等7人，史称“七君子事件”。

此事激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。宋庆龄﹑何香凝﹑张学良﹑杨虎城和国际友人罗素﹑杜威﹑爱因斯坦等纷纷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。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。“七君子”之狱未决，卢沟桥的枪声已震荡中国大地。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，南京政府不得不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这批“政治犯”。　　

坚持抗战

    李公朴刚出监狱，“八•一三”淞沪抗战爆发，他便积极投入战地服务和社教工作。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较快，他先后四次到山西进行战地考察、教学工作，并先后任山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和宣传部长。

    1938年10月，武汉失守，国民党内投降主义抬头，李公朴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，他决定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——延安。11月，李公朴到达延安并考察了近一个月，会见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老朋友，写下了《革命的摇篮——延安》一文。

    1939年4月，李公朴第二次来延安，他组织了抗战建国教学团，深入华北敌后晋察冀边区开展抗战教育和动员民众的工作，历时17个月。沿途开办短训班，宣传“坚持抗战，反对投降；坚持团结，反对分裂；坚持进步，反对倒退”，受到边区军民欢迎。李公朴也从边区生机勃勃的景象中深受教育，得出“非团结不足以言抗战，非民主不得以言团结，而民主是问题的中心”的结论。其撰写的《华北敌后——晋察冀》一书，客观公正地宣传了共产党、八路军。

   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，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，国内政治形势异常险恶，李公朴由北方最前线转入西南大后方昆明。1942年12月创建北门书屋，1944年创办北门出版社。北门出版社出版文艺作品、翻译作品、文学评论、青少年读物等三十余种。还秘密翻印了《论联合政府》《论解放区战场》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小册子，并冒着极大风险传送到外地州县，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力。

    1944年10月，李公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，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。他经常和闻一多一起参加争取民主、反对独裁的群众性大会，直至抗战结束。

血沃西南

    抗战胜利后，李公朴积极投身于争取和平民主的活动。1946年1月，他与陶行知在重庆共同创办社会大学，任副校长兼教务长，主编《民主教育》，实施民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。为促进和平建国，组织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，积极开展活动。

    1946年2月10日，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（旧）政协胜利闭幕大会，李公朴是主席团成员，并担任总指挥。在会上，他义愤填膺，深刻揭露蒋介石背叛人民、挑起内战的罪行。国民党特务制造了“较场口血案”，李公朴、郭沫若等60余人被打伤，震惊全国。他对前来探望的周恩来说：“为了和平民主，为了祖国统一，我受点伤算不了什么，我要更加坚强起来，力争人权、自由和民主！”

    同年5月，社会大学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百般刁难被迫停办，李公朴从重庆返回昆明，准备将北门出版社迁至上海，并开始编写《世界教育史》。此时他遭到特务的严密监视，李家经常收到恐吓信，有的还装着子弹头，但他争取和平民主的决心愈加坚定。他对夫人说：“我前脚跨出门去，后脚就不准备再跨回来。”

    1946年7月11日晚，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，逝世时仍高呼“我为民主而死！”李公朴牺牲后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、朱德联名发表唁电：“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，威武不屈，富贵不淫。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，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，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。”

    李公朴的一生，是坚持革命、顽强奋斗、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，是忠诚于中华民族进步事业与和平民主事业的一生，是献身中国文化事业和社会教育事业的一生。他坚定执着，用心用力；他心怀理想，自责自励。他用自己的人生抉择，诠释了公朴精神的内涵：爱国甚于爱己，民主高于私利，进步不断前行，奉献不畏牺牲。